【经管大课堂·管理学原理】百万骑手”等灯停表”——算法管理下的组织人性化探索

案例背景

2026年7月25日，外卖平台宣布百万骑手将用上”等灯停表”功能——即骑手在等红灯时，系统将自动暂停配送计时，不再将等灯时间计入超时考核。这一功能的上线，被外界视为算法管理向人性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。长期以来，外卖骑手困在”算法系统”中难以自拔的讨论持续发酵，骑手因赶时间而闯红灯、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，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更是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。

“等灯停表”功能的推出，标志着平台企业开始正视算法管理带来的人性化困境，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在配送效率与骑手权益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。然而，算法枷锁能否真正靠技术松绑？这一功能究竟是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质性举措，还是在外部压力下的象征性让步？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，触及了数字时代组织管理的深层命题。

核心分析

一、算法管理的组织控制理论

算法管理是数字平台对分布式劳动者进行协调和控制的新型模式。从组织控制理论的视角来看，传统的组织控制依赖于层级结构、直接监督和规章制度，而算法管理则通过数据采集、实时监控和自动决策，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前所未有的精细化控制。Kellogg 等学者将算法控制机制归纳为六种类型：方向设定（如设定目标和规则）、限制（如限制工作选择）、推荐（如推荐行动路径）、监控（如实时跟踪行为）、评估（如绩效评分）和惩戒（如自动处罚）。外卖平台的配送计时系统，正是这些控制机制的集中体现——它同时设定了时间目标、限制了配送路径选择、推荐了最优路线、实时监控骑手位置、评估配送绩效并对超时进行惩戒。”等灯停表”功能的引入，本质上是对算法控制中”方向设定”和”评估”环节的微调——将等灯时间从骑手的绩效计算中剔除。从控制论的角度看，这是平台在反馈控制回路中引入了新的”补偿变量”，以减少不可控外部因素（交通信号）对控制目标的干扰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调整仍然是平台单方面主导的技术优化，骑手作为被控制对象并未参与算法规则的制定。真正的组织控制变革，不仅需要技术参数的调整，更需要控制权分配机制的重构——让劳动者在算法治理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参与渠道。

二、泰勒主义2.0与数字监控

外卖平台的算法管理被不少学者称为”泰勒主义2.0″或”数字泰勒主义”。一个世纪前，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通过时间-动作研究，将工人的劳动过程分解为标准化动作，以实现效率最大化。而今天的算法管理，借助GPS定位、传感器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，将这种精细化控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——每一个配送环节都被精确测量和优化，骑手的每一分钟都被纳入效率计算。Srnicek 等学者指出，数字泰勒主义与经典泰勒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：前者实现了实时监控和自动决策，无需中层管理者的介入，控制系统本身具备了自主性。这种”去中介化”的控制模式虽然在效率层面实现了飞跃，但也带来了深刻的人性化危机——劳动者被还原为一组数据指标，人的需求和感受被排除在算法逻辑之外。”等灯停表”功能的出现，可以视为对数字泰勒主义的一种修正尝试。它承认了某些”非效率”因素（如遵守交通规则）应当被排除在效率计算之外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劳动过程中”人”的维度。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：这种修正是否触及了算法管理的根本逻辑？如果算法仍然以效率最大化为唯一优化目标，那么”等灯停表”不过是在效率框架内的边际让步，而非对效率至上逻辑的根本反思。真正的突破，需要将骑手的安全、健康和尊严作为与效率并列的优化目标，纳入算法设计的目标函数之中。这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价值观选择的问题。

三、利益相关者管理中的平台责任

从 Freeman 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看，平台企业不应仅对股东和消费者负责，还应对骑手、商家、社会公众等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责任。外卖平台长期面临的多方利益冲突——消费者要快、骑手要安全、商家要单量、平台要利润——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经典困境。”等灯停表”功能的推出，反映了平台在各方压力下开始重新平衡利益相关者的诉求。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看，这既是平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，也是在外部制度压力（监管约谈、舆论监督、劳动立法推进）下的被动回应。Rosenblat 和 Stark 对Uber平台的研究表明，算法管理的改革往往不是平台自愿的，而是需要在制度压力下才能实现。中国的外卖平台在经历了多轮监管约谈和社会讨论后推出这一功能，同样印证了这一点。然而，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深层挑战在于：平台作为”规则制定者”和”裁判员”的双重角色如何制衡？骑手作为利益相关者，在算法规则的制定和调整中是否有实质性的参与权？如果”等灯停表”等优化措施都是平台自上而下决定的，那么这种”善意”是否可持续？是否会因为商业压力的再次加大而被悄悄取消？建立常态化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——如骑手代表参与算法治理委员会、第三方机构定期审计算法公平性等——才是确保平台责任落到实处的制度保障。

管理启示

“等灯停表”功能虽然只是算法管理中的一个技术微调，但它折射出数字时代组织管理的深刻转向。第一，算法不是中性的工具，而是承载价值观的治理机制。企业在设计算法时，必须将人的尊严和权益作为与效率并列的核心目标，而非效率的附属品。第二，算法管理的优化不能仅靠平台单方面的”善意”，而需要建立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治理机制，让劳动者在算法规则的制定中有发言权。第三，从”泰勒主义2.0″走向”人性化算法”，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参数的调整，更是管理哲学的转型——从”人服务于系统”转向”系统服务于人”。外卖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代表性组织形态，其算法治理模式的演进，将对整个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产生示范效应。

其他思考

1. “等灯停表”功能将等灯时间从骑手绩效中剔除，但这是否意味着平台会将这部分时间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（如延长承诺配送时间）或商家？各方利益如何在算法调整中被公平分配？
2. 算法管理的透明度问题日益受到关注。骑手是否有权了解算法对自己绩效评分的具体逻辑？在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知情权之间，应如何划定边界？
3.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算法管理的应用范围正在从外卖、网约车等零工经济领域向传统行业扩展。这是否意味着”数字泰勒主义”将成为所有行业的主流管理模式？组织和劳动者应如何提前应对？

关键词：算法管理、数字泰勒主义、利益相关者责任
来源：第一财经 | 整理：经管大课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