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经管讲堂·战略管理】比亚迪巴西建厂与吉利进军加拿大：中国车企的国际化布局博弈

【经管讲堂·战略管理】比亚迪巴西建厂与吉利进军加拿大：中国车企的国际化布局博弈

案例背景

2026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。比亚迪宣布在巴西建设年产能15万辆的智能化工厂，选址位于巴伊亚州，预计2027年投产。该工厂将覆盖纯电动与插电混动车型，辐射整个南美市场。几乎同一时期，吉利汽车宣布其电动车品牌将于下月正式登陆加拿大市场，首批车型包括几何系列与极氪高端线，计划通过直营与经销商混合模式在温哥华、多伦多等核心城市建立销售网络。这两起事件标志着中国车企从「产品出口」向「本土化制造+品牌输出」的深度国际化转型。

中国车企的此轮国际化浪潮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国内市场竞争已从「增量博弈」转入「存量洗牌」，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%，增长空间逐步收窄；与此同时，欧美市场虽存在贸易壁垒（如欧盟反补贴调查、美国IRA法案），但南美、东南亚、中东等新兴市场的政策窗口正在打开。巴西作为南美最大经济体，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进口关税减免与税收优惠，同时将中国列为战略合作伙伴；加拿大则在《美墨加协定》（USMCA）框架下保留了对非北美产地车辆的准入空间。中国车企通过「绕道新兴市场+逐步渗透发达市场」的路径，试图在全球汽车产业重构中占据主动。

核心分析

一、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：绿地投资与出口模式的战略权衡

比亚迪在巴西采取的是「绿地投资（Greenfield Investment）」模式，即在海外从零开始建设生产基地。根据国际商务理论中的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矩阵」，企业可选择出口、许可、合资、并购、绿地投资等五种模式，选择逻辑取决于「控制力」与「资源承诺」的权衡。绿地投资具有最高控制力（企业可完全主导技术、品牌、供应链），但也伴随最高的资源承诺与风险暴露。

吉利进军加拿大则采取「出口+品牌直营」的轻资产模式，避免了大规模前期投资。这两种模式的选择可通过「制度距离（Institutional Distance）」理论解释：巴西的法律、税收、劳工制度与中国差异巨大，且存在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（如汇率波动、进口限制），通过本土化生产可以规避贸易壁垒、缩短供应链响应时间；加拿大则与欧美市场高度一体化，消费者偏好成熟，品牌认知壁垒高，贸然建厂可能面临产能闲置风险。因此，吉利选择以「低资源承诺、高灵活性」的出口模式先行试水。管理者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，应当基于目标市场的制度环境、市场规模、竞争强度等因素，动态选择进入模式，而非一味追求本土化。

二、全球价值链重构：从「中国制造」到「全球制造」

比亚迪巴西建厂的深层逻辑，在于重构全球价值链（Global Value Chain, GVC）的地理布局。根据GVC理论（Gereffi et al., 2005），全球价值链由研发设计、零部件采购、组装制造、营销品牌、售后服务等环节构成，不同环节的价值捕获能力存在差异。过去，中国车企处于GVC的低附加值环节（组装制造），品牌与技术领域被欧美日车企主导。此轮国际化布局，本质上是中国车企向GVC高端环节（品牌、研发、供应链整合）攀升的战略尝试。

比亚迪在巴西建厂，不仅涉及组装环节，还包括本土化供应链建设（如与巴西矿产企业合作保障锂资源供应、与当地零部件厂商建立合资企业）。这种「全产业链输出」模式，使得比亚迪能够从单一的产品出口者转变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。与此同时，吉利进军加拿大则侧重于「品牌+服务」环节的输出，通过高端电动车重塑中国品牌在发达市场的认知。这两种路径反映了中国车企在全球化不同阶段的能力积累：比亚迪已具备体系化输出能力，吉利则在品牌高端化维度寻求突破。对于管理者而言，理解自身在GVC中的位置与可迁移能力，是制定国际化战略的前提。

三、地缘政治与贸易壁垒的战略应对

中国车企的国际化布局，无法回避地缘政治与贸易壁垒的现实约束。2024年以来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，美国通过IRA法案将中国供应链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。在此背景下，比亚迪选择巴西、吉利选择加拿大，均体现了「市场多元化+规则规避」的战略思路。

根据波特钻石模型（Porter’s Diamond）的扩展框架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不仅依赖要素条件与需求条件，还受到「相关与支持产业」与「企业战略与竞争」的影响。中国车企的优势在于完整的本土供应链与快速迭代能力，但这些优势在贸易壁垒面前可能被削弱。比亚迪在巴西建厂，实质上是通过「产地多元化」规避贸易风险——在巴西生产的车辆可享受南美共同市场（MERCOSUR）的关税优惠，进而辐射阿根廷、乌拉圭等国。吉利进军加拿大，则可以利用美加汽车贸易的互通性，以加拿大为跳板逐步渗透北美市场。这一「化整为零、多点突破」的地缘应对策略，对于其他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中国企业具有普遍参考价值。

管理启示

比亚迪与吉利的国际化布局案例，为管理者提供了多重战略启示。第一，「国际化不是单一模式的复制，而是基于市场特性的动态适配」。比亚迪的绿地投资与吉利的出口模式，看似路径分化，实则是基于各自资源禀赋与目标市场环境的理性选择。管理者应避免「一刀切」的国际化模板，而是在深度调研基础上制定差异化进入策略。

第二，「全球价值链的攀升需要系统性能力积累，而非单一突破」。中国车企之所以能够在南美、加拿大等市场取得进展，根源在于过去十年在电动化、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积累与供应链整合能力。国际化战略的成功，本质上是国内竞争力的自然延伸。管理者在规划出海战略时，应先审视自身是否具备「可迁移的核心竞争力」，而非盲目追逐市场热点。

第三，「地缘政治已成为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变量，需要纳入战略决策模型」。过去，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主要考虑市场规模、增长潜力、竞争格局等因素；如今，贸易政策、地缘关系、规则标准等非市场因素的重要性显著上升。建立「市场+非市场」双重战略能力，是全球化新时代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。

其他思考

1. 如果巴西在未来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，比亚迪的15万辆产能投资将面临何种风险，应如何设计退出或转型机制？
2. 吉利进军加拿大市场，如何应对特斯拉、丰田等成熟品牌的渠道与品牌壁垒？
3. 从产业安全视角看，中国车企大规模出海是否会导致国内供应链空心化，如何平衡国际化与本土根植性？

关键词：国际化布局、绿地投资、全球价值链、地缘政治、市场进入模式
来源：综合2026年7月1日汽车与财经媒体报道 | 整理：经管讲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