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经管讲堂·AI经管实践】智能体互联网：从「连接人」到「连接智能体」的基础设施革命

案例背景

2026年7月14日，中国四部门联合发布政策，提出面向智能体（AI Agent）场景探索构建智能体互联网络基础设施。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在全球AI竞争中，从单点技术突破走向系统性基础设施布局的新阶段。随着大模型技术从”对话工具”向”自主智能体”演进，AI不再仅仅是人类的辅助工具，而是开始作为独立的行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——它们能够自主决策、调用工具、执行交易，甚至与其他智能体协作完成复杂任务。智能体之间的通信协议、身份认证、资源调度和信任机制，需要全新的网络基础设施来支撑，这正是四部门政策的核心关切。

同期，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（WAIC）开幕式，进一步凸显了AI治理话语权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。在智能体互联网的构建过程中，谁掌握了基础设施标准和治理规则，谁就掌握了下一代互联网的主导权。中国选择在智能体互联这一前沿领域提前布局，既是对当前互联网治理格局中”美国主导TCP/IP协议体系”现状的战略回应，也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争夺规则制定权的关键一步。这一政策背景为我们理解国家层面的AI基础设施战略提供了重要窗口。

核心分析

一、从「连接人」到「连接智能体」：网络效应范式的跃迁

智能体互联网络的提出，本质上是一次网络效应范式的根本性跃迁。根据梅特卡夫定律（Metcalfe’s Law），网络的价值与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。传统互联网连接的是数十亿人类用户，而智能体互联网将在人类节点之上，叠加数以百亿计的智能体节点——每个智能体可以7×24小时不间断地发起通信、协商和交易。这意味着网络价值将呈指数级增长，网络效应的爆发力将远超传统互联网时代。

更关键的是，智能体之间的交互模式与人际交互存在本质差异。人类受限于认知能力和时间精力，信息处理存在天然瓶颈；而智能体可以并行处理海量请求，实时响应，且交互成本趋近于零。这契合经济学家卡尔·夏皮罗和哈尔·瓦里安提出的”信息规则”理论——当互补性产品（如智能体之间的服务调用）成本趋近于零时，网络外部性将被极大放大。因此，智能体互联网络不仅是连接方式的扩展，更是网络经济学基本规律的质变。四部门的政策布局，正是对这一经济学规律的提前响应，试图在新一轮网络效应爆发前完成基础设施卡位。

二、政府主导型基础设施供给的公共经济学逻辑

智能体互联网络基础设施由四部门联合推动，体现了典型的”政府主导型基础设施供给”模式。从公共经济学视角看，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·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指出，知识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能够产生溢出效应，驱动长期经济增长。智能体互联网络作为”知识时代的高速公路”，其正外部性体现在：降低所有企业的智能体开发成本、促进跨平台互操作、加速应用生态繁荣。

然而，基础设施供给面临”市场失灵”的经典困境。如果完全依靠市场力量，企业倾向于构建封闭的私有智能体生态（如各厂商自有的Agent平台），形成”孤岛效应”，导致社会总福利低于最优水平。这一困境与19世纪铁路轨距不统一、20世纪互联网前期的协议割裂如出一辙。政府介入的核心价值在于：通过顶层设计统一标准、打破壁垒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，降低全社会的协调成本。中国四部门的联合行动，本质上是在解决智能体生态中的”协调失败”问题——当各主体无法自发达成统一标准时，政府的”有形之手”能够以最低的制度成本实现帕累托改进。这也印证了发展经济学中”基础设施先行”的战略逻辑：在产业爆发前夜完成基础设施布局，才能在应用层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。

三、标准制定权与全球AI治理话语权的博弈

智能体互联网络的建设，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标准竞争问题。根据制度经济学派的路径依赖理论，技术标准一旦确立，将产生强大的锁定效应（Lock-in Effect），后进入者必须遵循既有规则，否则面临极高的转换成本。当前全球互联网的核心协议（TCP/IP、HTTP等）由美国主导设计，这一历史路径赋予了美国在互联网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。智能体互联网络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雏形，其标准制定权之争，实质上是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再分配。

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·奈提出的”软实力”概念在此尤为适用。在AI领域，技术标准制定权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性软实力——它不需要军事或经济胁迫，而是通过规则嵌入来影响他国行为。中国选择在智能体互联这一尚无国际共识的领域主动布局，是一种典型的”标准先发战略”。这让人联想到中国在5G标准制定中的成功经验：通过提前投入研发、推动3GPP标准化，华为等企业在5G时代获得了显著的技术话语权。智能体互联网络的建设，有望复制这一路径——先在国内形成可运营的标准体系，再通过国际合作推广为事实标准，最终影响全球治理框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习近平出席WAIC 2026开幕式的外交安排，与四部门政策形成了”技术标准+外交平台”的协同效应，展现了中国在AI治理领域的系统性战略思维。

管理启示

本案例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三层可迁移的战略启示。第一，基础设施思维：企业应关注所在行业的”底层基础设施”建设时机，在行业协议化、标准化的窗口期提前卡位，而非仅在应用层竞争。正如智能体互联网络在产业爆发前布局，企业也应预判行业基础设施的演进方向。第二，网络效应的战略管理：当企业平台上的参与者从”人”扩展到”智能体”时，网络效应的动力学将发生质变，管理者需要重新评估平台价值、设计治理机制、防范系统性风险。第三，合规前瞻性：四部门联合政策表明，AI领域的监管正在从”事后纠偏”转向”事前引导”，企业应将合规视为战略变量而非成本负担，在产品设计阶段即嵌入合规模块。此外，标准竞争的路径依赖逻辑提醒管理者：在新兴技术领域，”定义规则”的价值远大于”遵守规则”，企业应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，争取规则话语权，这是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深层来源。

其他思考

1. 智能体互联网络建成后，智能体之间的”信任机制”应如何设计？是依赖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，还是需要建立类似央行的”智能体信用清算中心”？
2. 当智能体成为经济活动的独立参与主体，现行的法律主体制度（自然人、法人）是否需要扩展出”电子人”概念？这对企业治理结构将产生怎样的冲击？
3.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何种权衡？智能体互联网络是否可能采用”公私合营”（PPP）模式，以兼顾公共性与创新活力？

关键词：智能体互联网、网络效应、基础设施供给、标准竞争、AI治理
来源：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政策文件 | 整理：经管讲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