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经管讲堂·战略管理】对外投资新规下的中企出海：3.4万亿美元存量的国际化战略升级

事件与实践

2026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，共76条，将于12月1日起施行。此时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已达约3.4万亿美元，境外中资企业数量庞大、分布广泛。新规在简化备案流程、提升便利化的同时，强化了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导向，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真实性、合规性以及境外经营的风险治理提出了更系统的要求。

与之呼应的是产业端的趋势变化。今年前9个月，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3.8%，占全部引资比重升至41.6%；与此同时，中企对外投资的领域也在从传统的资源获取、产能转移，向技术标准输出、研发网络布局与品牌本地化运营升级。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的双向结构变化，共同指向一个判断：中国企业的国际化，正在从“走出去”阶段进入“走进去、走上去”的新阶段。

分析

一、用Uppsala国际化过程模型看阶段跃迁

Uppsala模型认为，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：从偶发性出口，到通过代理商出口，再到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，最后到海外生产制造，每一步都由市场知识积累驱动，且企业倾向于进入“心理距离”较近的市场。这一模型解释了中企出海早期的路径选择——先进入文化、制度相近的东南亚市场，再拓展至其他区域。但近年来大量“天生全球化”企业的出现对这一模型提出了挑战：许多新能源、智能硬件企业在成立数年之内就同步进入多个海外市场，跳过了渐进阶段。合理的解释是，数字化降低了市场知识获取的门槛，而产业链集群的协同出海，则用集体经验替代了个体经验。

二、用OLI折衷范式理解投资动机的转变

Dunning的OLI折衷范式（所有权优势、区位优势、内部化优势）是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经典框架。中企出海的动机演变可以在这一框架下清晰呈现：早期以资源寻求型为主，即获取能源与原材料；随后出现大量市场寻求型（规避贸易壁垒、贴近客户）与效率寻求型（利用低成本要素）；近年来战略资产寻求型，即获取技术、品牌与研发能力的投资显著增加。动机转变带来治理模式的转变：资源与效率寻求型投资强调控制权与长期合同；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则更需要保留被收购方的创新活力，过度集权反而会破坏收购的价值来源。

三、以制度基础观重估“合规溢价”

制度基础观强调，企业的战略选择深受正式制度（法律、监管）与非正式制度（文化、规范）的影响。对外投资新规的出台，意味着合规能力本身正在成为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。这一判断的实践含义有三：其一，合规不再是成本中心，而是进入高门槛市场的准入证；其二，境外经营的本地化程度，包括本地雇员比例、本地采购比例与本地治理参与，直接影响企业在东道国的制度合法性；其三，母国监管与东道国监管的双重合规要求，需要企业建立统一的合规信息中台，避免“两套账”造成的治理风险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规特别强调风险管理与信息报送。

启示

第一，国际化战略的评估维度应从“覆盖多少国家”转向“在关键市场扎根多深”。衡量标准可包括本地雇员占比、本地采购占比与本地收入再投资比例。第二，不同投资动机对应不同的治理模式。资源与效率寻求型宜采用高控制模式；战略资产寻求型则宜保留被投资方的独立性，用治理参与替代直接管理。第三，将合规能力产品化。把合规体系从应对检查升级为支持决策，例如在投资决策流程中嵌入合规尽调节点，使其成为投资质量的一部分。第四，善用产业链协同出海。中小企业单独出海的制度学习成本极高，跟随链主企业或产业园区集体出海，可有效分摊这一成本。

其他思考

1. 请用Dunning的OLI折衷范式，分析一家你熟悉的中国企业出海的投资动机属于哪一类型，并判断其当前的组织治理模式是否与动机相匹配。
2. Uppsala模型强调渐进式国际化，但“天生全球化”企业正在挑战这一规律。请讨论：在哪些行业条件下企业可以跳过渐进阶段？这些条件在你所在的行业中是否成立？
3. 合规成本往往被视为纯支出。请设计一套指标体系，衡量合规投入带来的“准入价值”与“风险规避价值”，说明如何向管理层证明合规投资的回报。

关键词：国际化战略；Uppsala模型；OLI折衷范式；制度基础观；合规管理；对外投资
来源：公开报道整理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、国新办发布会前9月高技术产业引资数据） | 整理：经管讲堂